广州海关大楼穹顶上的四面钟那悠扬的钟声终于响到了第12下，1968年来到了。满载着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乘坐在车厢前横挂着广东省军事管制委员会牌子的汽车上往来于大街小巷，零星的枪声与吵骂声不绝于耳，这个广州没有了活力，人们祈盼着无忧无虑、自由快乐的日子。

新年假期一过，出口部又恢复了往日的状态，唯一不一样的是会计们格外的忙碌，他们要把这一年来的出口、收汇情况向各口岸公司汇报，然后再由口岸公司向总公司汇报，根据出口、收汇的业绩加上口岸公司出口其他商品的情况来决定该公司完成任务的程度。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出口部是一个整体，但又像是一个割裂体，到了总结这些数字时，各口岸还要相互保密，出口部又没有一个整体向总公司汇报的义务，所以姚主任乐的清闲。这里唯一感到别扭的人就是我，在上海人的圈子里，大家谈到数字时必须避着我，而北京口岸的同事在聊到这个话题时不是让我去打开水就是让我去海珠广场和广州的孩子们踢足球，这究竟是为什么？我也懒得搞明白。但这样的日子没几天就熬过去了，月底就是春节了，大家的话题都转到春节休假上面去了。

一般情况下，春节前十天，出口部除去广州口岸的人和各口岸公司留下的一至两个值班的人以外，其他人就都回家了。在广州临近春节时就老听到有人提广州的花市，刘连峻还答应我，如果我在广州过节就骑车带我去佛山、到黄埔港去玩。我是又想回家又想在外地感受一下过年的气氛，长了这么大还没一个人在外地过过年呢！犹豫了好几天，终于决定给爸妈写封信，告诉他们这个春节我就不回家了。北京口岸公司的其他人商量后决定王会计不回家，留下来值班，看来这回又把我算成上海口岸公司的人了。

回家的日子一定下来，所有的工作又开始忙碌起来，整货、盘点、对账、写封条后贴在保险柜上，最后留下几张贴在库房门外边，都收拾好后的一天，林继坪对我说：“今天晚上你别出去瞎转悠了，咱俩到谈判间聊聊天。”我应声答道：“七点见。”晚饭后我俩如约来到谈判间，林师傅（虽然不许我这么称呼他，但在我心目中，他一直是我的林师傅）用他平时喝水的大搪瓷缸子装了一缸子浅黄色的杨桃，待我坐下后，他挑了一个大的递给我并说：“来，吃这个。”我连忙拿起，先用牙齿咬掉杨桃的五个硬边，在嘴里咀嚼，反复几次后对着果肉大嚼起来，这杨桃水气十足，酸甜可口，吃着真是痛快！我一边吃一边说：“您这么正式地和我聊天，我都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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